建筑，能否带给人们文化上的温暖-建筑设计-建筑设计公司

建筑，能否带给人们文化上的温暖

　　文化建筑，既可被理解为“承载文化内容”的“建筑实践” ，也可看成是“建筑作为媒介”的“文化实践” 。如今，这个命题已成为建筑文化中的焦点，愈发被人们所关注。日前，中央美术学院以“文化建筑在中国”为主题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建筑与文化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会上结合自己的设计与研究，阐释了他们对于文化建筑的理解。

　　文化建筑：不只是形象，还应是体验

　　“自世纪之交以来，文化建筑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股热潮，国际上的建筑名家都以设计过重要的文化建筑而为人所识，他们的作品凝聚了自己个性的观念，更在文化建筑的创新上向世界展现了一种时代的思考。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认为，从功能上来说，文化建筑包括了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电影院等公共文化空间，也包括学校建筑、艺术中心、当代艺术馆等知识生产的空间，它们是人类保存文化和传统精神的空间，同时也是与当代文化和艺术发展相适应的体验性场所，因此许多文化建筑已成为都市新的地标以及文化创新聚集的平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志，在都市建筑的奇观中，文化建筑自然成为焦点，它们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对象和最引发争议的话题，这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对文化建筑的参与性更高了，当人们把文化建筑当做自己的文化家园时，它们希望与建筑对话，还希望在建筑空间里享受对话。因此一所优秀的文化建筑，必然是在充分考量建筑的应用功能时，就有针对地预设公众参与、交往和共享的空间组合、空间体验，从而使建筑能够给人们带来文化上的温暖。 ”

　　文化建筑伴随文化与艺术而带来的体验性，同样被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所看重。“ ‘文化建筑’这个议题不得不谈。中国的传统中，建筑都是具有文化内涵的。而当前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我们却要分出一部分建筑，将之称为‘文化建筑’ ，这正是因为有很多建筑并不文化。 ”王澍引用罗兰·巴特的话—— “生活是琐碎的，永远是琐碎的”来阐释自己的建筑观：“文化的基础是生活，宏大的观念、框架并不能进行表述，因为它是非常细微而具体的。就像我是地道的北方人，生在新疆，长在西安和北京，之后到了南方，让我最关注、最敏感的问题就是‘水’ ，这也对我之后的建筑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临水，一直是王澍在设计中强调的元素。而如何在建筑中看水？“如果你有兴趣去中国传统中找寻的话，会发现很多细腻的方式——正面反面里面外面，高处低处，观察水如何从建筑中穿过。水也需要引导，尤其在山地建筑里，水有时是非常可怕的。例如我设计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排水的解决就很关键，我花了很多时间，每一个排水点，都做了仔细的设计。有一次，台湾策展人阮庆岳来看我，到象山校区时，电闪雷鸣，下起暴雨，当看到整个建筑中的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排出来，最高的地方有20多米，简直像瀑布一样，他惊叹极了。这个时候建筑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了。文化不只是一个形象，还应是人们最真实的体验。 ”

　　多元发展：差钱，有时更好办事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吕品晶在对198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建筑进行梳理之后，发现其发展趋势可总结为：从原本到象征、从物体到场景、从集中到离散，而中国文化建筑发展的前景，他认为是多元化。“我们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城市化促使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整个建筑方针上的改变。中国所谓的‘文化建筑’ ，如今可看成空间生产、技术计划、公共生活转型、美学实验与文化转向相互叠加的结果。 ”吕品晶说。

　　在他看来，越来越多元的文化建筑，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影响，还因为人们的文化自信在增强，具备了更为包容的心态，使得不同类型的建筑形式得以共存。“以展览形式为例，从最初完全由官方主导的全国美展，到各种双年展的引入，再到现在的北京国际设计周，已经由较为单一的展示，变成了多样化的构成。未来，随着新技术的演进以及生产与消费关系不断地改变，中国文化建筑的主导力也会越发多元化。 ”而历史的传统同样不可忽视，吕品晶说：“文化传承中的建筑创作，必须是和中国的身份相适应的。从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态的角度而言，‘过去’强调的正是对传统的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更多体现的是城市化集中的一面，而在未来的时态，我们则要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如何与世界相连。 ”

　　在北京与多位建筑师合作并拍摄了纪录长片《鸟巢——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中国》的瑞士作家、导演迈克尔·辛德姆，亲身经历鸟巢从2003年到2008年的建设，他直言，这样一个标志性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如何准备进入世界舞台的故事。“鸟巢不仅仅是进行体育活动的场所，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标志性建筑，对于塑造城市建筑身份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人们反思历史、审视现在，同时跟世界对话。 ”

　　迈克尔·辛德姆还关注到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建筑趋同的问题。“公共空间是城市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是城市的镜子，看看公共空间都在做什么事情，就可以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但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人都面临这样的威胁——城市变得越来越相似了。 ”谈到这里，他举了一个更极端的例子——迪拜。“迪拜一直是全球建筑师讨论的热点，这里因石油而富有，但迪拜人深知，石油是会用光的。因此他们比谁都更追求多元化，经济上这里已经不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源了，还有金融服务、旅游、房地产、物流等；而在这里90 %的人都来自外国，本地人不到10 %，融合世界各地多元的文化也就更为迫切。 ”迈克尔·辛德姆说，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后，迪拜不再那么“不差钱” ，而文化却异常活跃，尤其是过去的5年，美术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还有一些新的建筑，用来展示迪拜多元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

　　“至2015年已经举办了六届的北京国际设计周，不再是一个热热闹闹的活动。从资金上来讲，预算在逐年下降，不可能再将大量的资金投入某一个设计项目。 ”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也切身感受到了经济压力下转型与创新的需要。他说：“我们不妨将设计周视为一个公共服务的平台，面向、融合更多的专业领域和产业，特别是为民生发展提供更多设计上的创意。这几年我们一直把北京老城区的更新改造作为设计周的一个重点，因为现在北京的人口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疏解是必然的选择。对于疏解的模式，我们希望它能伴随文化，渗透到城市发展的每个环节中去。 ”

　　“它山之石”的借鉴意义不可小觑，曾辉在赴韩国参加光州双年展时，仔细考察了那里的大仁艺术市场——它以前是蔬果批发市场，建于1959年，由于周围有光州车站和巴士客运站，曾经有360多个店铺，生意相当兴旺。但后来因城市规划，车站和客运站搬迁，又有大型超市陆续开业，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小。“这种衰退，正是城市疏解的自然方式。而通过这种方式，在2008年的光州双年展上，进行了‘房地产计划’ ，积极引导艺术家与设计师，进入到这样的空间里来，进行有序的改造，从此这里被改称为‘大仁艺术市场’ ——店家卖蔬菜水果，艺术家在旁边开工作室，这种独特的现象让来访的旅客从此络绎不绝。 ”曾辉注意到，光州还将一些传统的城市设施和失去原有功能的建筑借助设计师进行转化，成为全新的文化空间。“不管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小街巷中废旧的客栈，都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回到人们的生活中。这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城市更新不再是大拆大建、强制性、快速的，而是缓慢、可生长的，使城市延续着历史的文脉走向未来，这种增长模式，必然符合一个城市更加宜居、和谐的发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