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筑的空间尺度与叙事性
一、叙事性：对现代建筑的反思
叙事性空间可以理解为一种与体验密切关联的建筑空间。虽然建筑叙事性是近年流行的学术语汇，但关于叙事空间的存在，自古以来不乏先例。仅就中国建筑而言，不论北京故宫的宏大空间序列，或是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皆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种叙事的可能—“在环境空间中，人的移动及其知觉经验可以赋予其更多的环境意义①”。路径和场地也由此超越了单纯的功能流线的设定，转而上升到“叙事化”的境界。然而，回顾西方现代建筑思想的变迁，建筑体验曾一度被置于极其边缘化的位置。建筑师和学者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一种近于“二元论”的哲学所牵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处在一种相互博弈的“二元”状态—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甚至更为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可以追溯出这样一种哲学的思想渊源。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情结，使许多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身心置于征服自然的自信之上，大量具备直接功能目的的建筑类型（如工业建筑、交通建筑、办公建筑）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而相对含混多义的建筑（如宗教和文化建筑）风光不再。经过20世纪下半叶的阵痛和反思之后，当代建筑思想呈现出从 “二元”到“多元”的回归，判断文化建筑的优劣标准也不再是纯粹理性的演绎，而逐渐增加“置身其中”的实地感受—不论是建筑师还是文化学者，都意识到功能与理性并不能代替模糊的感性表达。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建筑现象学的反反复复的讨论，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样一种反思的延续。从现象学意义上说，强调空间体验成为建筑设计最为本质的东西，只有体验才能产生场所精神②，这对文化建筑尤其重要。能够表现人文精神的文化建筑，其真正有趣之处不在于建筑的功能本体，而在“文化”二字之下蕴含着的变幻莫测、尺度各异的“叙事”空间，它们将建筑与人的关系带入到更为体验化的表达之中。国外一些建筑师率先尝试了大量亦繁亦简的手法，探索和丰富建筑与个人意识的内外联系，将建筑重新带到宽广的叙事境界；而近年来，中国本土的一些先锋建筑人物也不断创作出惊人的实例。当然，文化建筑也是最具包容性的建筑类型，有一千个文化建筑，就有一千种叙事空间的表达方式。本文拟结合四个建筑实例，诠释我们对文化建筑的反思。在先锋与主流的界限交接处，我们似乎乐意选择一种中间状态—不断尝试建筑和空间的原创思考，也尽力让设计成果被社会公众所体验和感知。
二、尺度之下：收敛式的叙事空间
回顾2005 年建成的中山文化艺术中心，建筑师较好地解决新建筑了与城市轴线以及相邻建筑关系，并且深入探讨剧场的声学问题。但这些仅仅是前提，从建成环境看，真正打动来访者的是一系列建筑尺度和材质方面的精心构思，这些构思使得参观者接近这座建筑的过程成为美好的空间体验。建筑由一座4 层的演艺中心和一座5 层的培训中心组成，其中演艺中心又包含了一个1350 座的大剧场和一个500 座的多功能小剧场。集中式的布局容易产生压迫感，设计尽量以柔和曲面来减小建筑的尺度感，并在局部营造情绪化的空间节奏。每个参观者可能驻足的位置，不论是入口、等候、过渡、转折处，皆有相对应的设计表达和尺度控制，并在视觉上与相邻的孙文纪念广场形成呼应关系，也形成了一种恰当的文化主题。建筑表皮和材质的细节变化（石材与铝合金半透明幕墙及点式透明玻璃幕墙的结合），也同样迎合尺度与体验的需求。中山文化艺术中心创作意味着我们在文化建筑领域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开始，建筑师试图探求一种更为关乎人本体验的设计手法。建筑并非由“叙事”而起，但一系列对空间尺度的营造和控制，非常自然地产生了叙事化的结果。正在建设的盐城文化中心延续了这样一种探索，其尺度处理也更为微妙。与中山项目类似，建筑本身依然是多个功能集中的综合体，包含了大小剧场、影视观演、艺术创作、商业消费等混合区域。考虑盐城所特有的苏北地域文化和建筑临近人工水域的外部条件，设计将“水”的意境定义为建筑叙事的主题，一系列空间布局也由此展开。一条从入口到人工湖的“水街”贯穿于整个建筑，灵动地维系着各个功能主题，创造出许多半开敞、互相交织的空间，有效柔化了内部尺度。建筑表皮的三维曲面和错缝肌理在外部层面上呼应了“水”的主题，却也对整体界面产生了一种“放大”效应—四层的体量被异化成十多层的错觉。在探访这座建筑的过程中，人们由远及近、由外至内，可以感受到建筑的尺度不断收缩、不断贴近人的尺度，对建筑的认知也更加强烈。盐城文化中心将于2010年建成投入使用。我们期待它跻身中国当代文化建筑的精品行列。从前面两个实例可以看出，通过控制建筑尺度可以增强文化建筑的体验表达，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建筑手法，但也仅仅是一种比较收敛的方法。换个角度说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突破尺度上的限定，也能表达强烈的叙事之意。
三、尺度之上：突破式的叙事空间
2008年，我们参加了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竞赛。设计中，建筑师不但要解决中国馆与周边交通和环境条件的衔接，还要梳理复杂的流线，满足超大量的参观人流需求，并充分展示文化内涵。方案放弃了惯用的“精致收敛”的思路，转而采用“超越尺度限制”的巨型构件，加上对中国文化精髓的异化，最终营造出质感强烈而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虽然后来这个方案没有被选中，但体现出的探索和思考却值得研究。从概念构思上看，这个中国馆尝试将龙舞、烟火等传统意象凝聚在“天人合一”的深邃哲学之中，进而对传统意象和造型元素进行分解、异构、整合，而不是迎合“他者”对中国元素的理解。从空间上看，参观流线采用最适合大量人流的坡道，既有步移景异的空间景观，又能较圆满地解决复杂情况下的垂直和水平交通问题。内部空间的多变和大尺度，出乎意料地形成“强意向性”的叙事空间，既符合“世博盛会”的事件主题，也放大了人们对中国元素的想象。设计的遗憾之处在于没有对结构形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只要建筑空间能够超越单纯的功能性审美要求，就有可能凝聚在某种叙事化的表达之中。由于叙事性是对体验而不是对行动和事件本身的符号再现，这样看来，探寻和捕捉场所固有的特定逻辑，将其放大成某种特定的空间尺度，就能够出现更具张力的设计效果。这是“中国馆”给我们带来的收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续一些作品的成功。2009年，我们在深圳观澜版画美术基地的国际设计竞赛中获得第一名，这个看似唐突、极端的建筑造型，实则紧扣场所自身的内在逻辑，并在空间尺度上形成足够的放大效应。作品的好评和争议也验证了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些思索。观澜版画美术基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建成后将是全国最大的版画博览和交易中心。分析基地自身的各条线索：两座隆起的山丘和一山之隔的高尔夫球场是非常重要的地貌条件，山丘制高点连线的垂直线，形成一条具有某种空间递进关系的轴线；而场地的人文线索在于基地内有一条客家古街和一组旧厂房，形成另一条贯穿基地南北的轴线。旧建筑前的月牙形水塘代表了客家文化的特征。参赛各家方案都关注到上述两条线索，但建筑造型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很多方案水准甚高，但多在试图营造一些“尺度适宜”的内部空间，或是追求某种贴合感和审美的图案化，却淡化了场所可被更大程度发掘的潜在信号。我们的方案则是将美术馆主体抬高架设于两个山丘之间，建筑恰好与山体形成一种连接关系；美术馆形体折起，形成虚空的体量，让出客家古街的轴线使之延续和山体相连。当两条线索都被戏剧性地放大到极致时，建筑造型以大尺度加以应对，不仅合乎情理，更是创造出独特的场所体验：当人们从窄小的客家老街步步行近架空而生的新美术馆，可以感受到“时空穿梭”般的心境。这次的方案既是出奇制胜，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对结构体系等技术环节的考虑也比较到位。可见，当建筑“超越”尺度时，也能呈现出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
四、结语
建筑空间的叙事性是当代建筑，尤其是文化建筑最为迷人的话题之一，也可以作为一个特定的角度引发人们对空间的理解和营造。前文的四个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空间尺度对建筑体验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不论是放大还是收敛，繁复或是简略，清晰直接或是真假莫辨，都可以成为行之有效的空间策略。这些作品之间的传承和变异的关系，反映了CCDI 对这类设计策略的反复实践。本文只求作为一种尚不成熟的分享和回顾，对于设计方法以及作为哲学理论基础的现象学，还是值得建筑师们再做更深入的思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