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VS杨保军：“设计院的冬天”到来了吗?面对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将异常复杂、尖锐并充满挑战性。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的创新，通过多项国家战略的实施，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解决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必须通过创新，通过创造性的发展才是生存之道。去年，国家又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沿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发展的强势驱动。而反观规划设计院，在经历了大约十年的辉煌之后，从去年开始，几乎所有的从业者都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意。难道“设计院的冬天”真的要降临了吗?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去年以来，整个建筑设计院、规划设计院的业务减少、收入下降，让大家感到了一丝寒意，很多人说，这是我们“设计院的天”到来了，但我个人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我非常赞同今年清华同衡学术周的主题“人居·常态·创新”，我也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过去的“非常态”走向“常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学科、我们的设计院都应该如何应对?首先，过去的“非常态”下，我们在做什么?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局限性。管子曾说“治国之道，首在富民”，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国家的贫穷使得治理无从谈起，让人民先富起来，就是它历史的必然性，但为了“富强”也埋下了无数的问题，这就是它的局限性。当国家经济的发展依靠低成本的制造业、劳动力和土地来推动的时候，法律规定必须依照规划出让土地，地方政府请我们做规划并非因为我们的水平有多高，或是我们的方案能够改善人居环境，而仅仅是出让土地的必要条件，土地一旦出让，设计费用只占收益的很小一部分，设计院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态”的循环。那么现在，我们设计院面临什么“困境”?——国家发展模式进入转型时期，地方土地卖不出去，收益大幅减少，做规划变得艰难。从世界范围内看，当国家处于短缺时代，经历由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率由30%增长到50%的起飞时期，所有的国家的生产能力都在高度提升，之后就会面临产能过剩，不止工业、建筑业，我们的规划队伍也面临过剩，我们过去三十年培养起来很强的画图能力，但需要我们画的地方似乎变少了。面对“困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根本的出路在于创新。其实，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即使城镇化完成了，城市的发展也永远不会完成，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只是做的事情、做事的方式与以前有所不同。我们要回归到“常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社会、正常的设计院心态下，不要期待高歌猛进、两位数的增长，而是重新认识、适应“常态”、主动思考，将我们的所学、所知、所愿与城乡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这才是我们规划设计院应该拿出的产品。如何创新?——纵向提升与横向混搭。现代社会的创新有两个方向，一种是纵向的提升与延伸，过去我们产品是一套完整的图纸、说明书、模型、动画，评审通过一单就结束了，这仅仅是卖产品，一种创新是由卖产品到卖服务，不仅做整体的规划，还做投资与运营，将价值充分释放出来;另一种创新是横向的混搭，互联网促进人的交往，物联网促进空间交流，在多专业跨学科当中才更容易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机会和新的价值。以上两点清华都已经走在前列。尹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十年前大家都说城市规划的春天来了，之后说春天热了，现在说感到一丝寒意，其实这是一种“倒春寒”，跟冬天没有什么关系。随着社会与政府的需求转变，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运转模式在转变，我们设计院这种超常规的发展也会过去。当中国社会、经济都在发展重大变革的时代，我们之所以感到一丝寒意，跟城市规划的学科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对设计院主战场的选择等历史惯性相关。中国的城市规划教育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资源配置的基本工具来发挥作用，我们老一代人经常津津乐道的“一五”时期的100多项规划工程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随着国家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多年以前我们就说，城市规划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阵地，当中国逐步转向由市场成为资源配置决定性力量的时候，我们的学科，无论从基础教育、职业培训、设计院选择还是规划管理，都脱离社会的实际需求，社会在进步，而我们的学科发展还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所以现在大家普遍感到，我们储备的知识，我们的“十八般武艺”，突然没有了用武之地，赚不到钱了。这场“倒春寒”，对城市规划学科和设计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中国的规划设计院永远不会走向冬天，因为我们的城镇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的城镇国土还有大量的“空白”，很多县级市都没有足够的规划技术力量，因此这个设计院仍将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设计院，只不过这种增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增长，不再应用传统意义上的学理、支撑技术、编制模式和管理方式。昨天我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被问到“未来是不是只有两类规划师能活下来，一类是玩大数据的，一类是能下乡的?”我的回答是这不全面，但这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化的发展、资源配置的多元化和城乡发展动力的多元化，我们面对的工作环境远比教科书上教给我们的要复杂得多，不能单靠几个线性预测模型和构图功底就解决问题。随着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时代的到来，城市规划一定会从一个单一工科类种，甚至单一艺术类种，变成一个复杂学科背景的设计院。我十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看到，城市规划的研究生一个班30多个学生有近30个学科背景，这是在长期的市场与政府磨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需要法律背景、社会学背景、经济学背景等各方面的人才，但是那个时代的我国，要跨出城市规划专业招一个地理背景的研究生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制度不允许。近年城市规划变为一级学科，看到学科地位提升欣喜的同时我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学科提升如果意味着学科的进一步封闭，或者是急于找到学科的边界线，关起门来拔高自己，这个学科就会走向衰落。如何从职业技能和专业构架角度实现多专业协同?越来越多的城乡问题都不再是简单地用一种空间建造的手法解决，背后的学科背景日益复杂，要求参与到设计院中的专家领域范围和专业背景日益多元。清华同衡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专业化推动、集团军作战的方针，但现在梳理我们的人才背景，依然是注册规划师占大多数，其他相关专家并不充分的结构。下一步我们如果再不进行多设计院领域的专家引进、更强大的跨界作战团队培养，将很难应对设计院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学科、一个规划师的基本技能，我们习惯认为城市管理是另外一个设计院领域，实际上，一个社会能够实现高效管理，其实很多信息积累和传导是从初始阶段就开始的，因此清控人居集团组建以后，提出了IDBO全产业链、全数据链模式，规划师将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治理层面，不仅是过去传统层面的东西，例如当公务员、做裁判员，转向要下基层，建立与老百姓的沟通能力，要进企业，建立与市场的沟通能力。新型城镇化如果不解决产业升级换代的问题，不解决品质提升的问题，这个城市永远不会有作为，我们花大代价建的房子，最后不过是空壳子而已。城市规划在初始的教育和职业培训领域有很多缺失，我们授业、从业人员要从设计院自身的发展找出我们的问题，才能赢得一个更好的个人职业未来、整个设计院的未来和中国规划事业的未来。
